孙婵：滩头年画的文化变迁与生态重构

滩头年画的文化变迁与生态重构

文/孙婵

摘要：滩头年画兴起于遥远的农耕时代，植根于当地农耕文化与礼俗社会的土壤中，形成了具有显著象征性、仪式性、情感性的文化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变迁中，传统滩头年画遭遇严重生存危机，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画则方兴未艾。21世纪以来，进入非遗时代的滩头年画不断开拓新的发展可能性，重构着新的文化生态。未来滩头年画的发展，既要利用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效能，也要注意避免被消费文化时代的资本逻辑过分裹挟。

关键词：滩头年画、民间美术、文化生态

滩头年画作为湖南省惟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历来以浓郁的楚南地方特色自成一派，有着“中国民间美术一绝”的美誉。滩头年画耕植于邵阳隆回当地的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和浓郁的乡土文化特色，是传统农耕社会的积淀和产物，具有独特以及多样化的语义模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劳动人民是滩头年画的创作主体和消费群体，滩头年画诞生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生态，是其绵延数百年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当前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态现状，包含了诸多吉祥寓意传统视觉语言符号的滩头年画如何实现时代跨越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滩头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迫在眉睫的议题。本文尝试系统回顾滩头年画诞生以来的发展演进，及其与社会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与总结当下滩头年画发展的因应之策。

一、农耕时代滩头年画的形成与积淀

滩头民风淳朴，民众以汉族为主，宗教信奉主要有道教、佛教等，当地老百姓多信奉神灵、命相、龙脉风水等，故花纸、纸马等畅行。由于滩头木版刻印手工业十分发达，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曾出现过造纸村、雕刻（族谱）村、色纸花纸巷等手工作坊十分集中的群体，如城背村造纸作坊群、响鼓刻谱村、滩镇南长安街纸坊一条街等。当地曾流传过“莫说滩头口岸小，四十八个码头钱米流”的美称。比滩头年画历史更为悠久的滩头纸马内容丰富，品类繁多，技艺水平较高。纸马和年画无论从反映内容的相似到制作方法的趋向，都印证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滩头年画所属的隆回县隶属邵阳市，古称宝庆府，明清以来雕版印刷业兴旺发达，刻印的历书、族谱、经书等技术水平很高，有的书中还刻有插图，印刷产品由相关书贾贩运至全国各地的同时，也带来了以四川为主的年画画稿和印刷技艺，在仿制外地年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滩头年画在本地发展壮大，一是因为有着广阔的对外销售途径，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本土民间习俗的积淀。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有“画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的习俗记载，说明早在南北朝时代湖湘一带年俗中的“画鸡”“插桃符”就有了一些后世年画的影子。清道光《宝庆府志》记载：“节序正月一日为元旦，画神荼、郁垒以御示凶鬼。”在当地老艺人的口传资料中，滩头年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外来的秀才王东元，王东元绰号“王猴子”，聪明过人且有绘画才能，逃兵荒来到滩头投亲后，滩头的色纸、花纸特别是纸马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纸马的基础上调配各种颜色，并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办了年画作坊，生产出《秦叔宝·尉迟恭》《和气致祥》《麒麟送子》《龙凤呈祥》《老鼠娶亲》（图1）等数十种年画产品，由贩运土纸、色纸的商贩，推销到全国各地。随着经济的繁荣，市场的扩大，其品种也不断增加。道光年间，滩头和顺昌老板胡奇甫又绘制了《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个戏文故事新品种。

民国初期，滩头年画生产达到全盛期，小镇有生产作坊108家，工人2000余人，年产高达3000万份。当时，著名的作坊有大生昌、大成昌、道生昌、生成昌、和顺昌、荣松祥、忠良美、宝悦来、天顺昌、正大昌、义生和、宏顺庆等。大作坊雇工几十人，分工较细，有人专事煮纸、夹纸、刷粉、配色、印刷、切纸、开脸、包装等，小作坊则全家男女老少齐动手。每年中秋过后，各家作坊开始印制年画。腊月时节，画商纷纷前来采购。农闲时，人们也挑担贩运到外地大街小巷出售，产品销往云、贵、川、陕、鄂、赣、两广等省及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等地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木版刻印行业发达的商业往来中逐渐成型的滩头年画，其后并没有沦为简单的“外单”生产基地。这主要是因为，它深深耕植于当地民间文化生态，成为滩头本地年节需要必备的年俗物品，这种对于年俗的依存性特征在其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过年”是中国古老而又最为隆重、热闹、盛大的节日，人们过年贴门神装点节日气氛、驱鬼辟邪。滩头民间完整的过年包括祭灶、打尘、贴春联、贴年画、年三十守岁、吃年夜饭、拜年、接财神、唱大戏等。一般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年节便开始进入了倒计时。每一天都有具体的年事安排：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杀壮猪；二十七，杀阉鸡；二十八，春糍粑；二十九，烤烧酒；三十夜，呷巴巴（吃肉）。可以看出，贴年画是当地年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灶神是当地年俗中人们最先祭拜的神灵。腊月二十三日晚，人们在厨房的造神案前摆上糖果等供品，焚香烧纸祭祀，一是感谢灶王爷一年来的照顾，二是拜请即将到灵霄宝殿面见玉帝的灶王爷：上天尽言好事，下地多降吉祥。打尘完成后，接着是贴春联、贴年画和门笺等。年画张贴有一定的讲究，门神《秦叔宝·尉迟恭》呈对称性张贴，正像一般贴大门，偏像贴侧门；《麒麟送子》贴卧房门；《赵公元帅》一般贴厨房门等。旧时，大户人家高墙大门，一般选全开张的“托全”年画，而平民百姓居住条件有限，则只能选择四开到八开张的“托二”“托四”年画。大年初一，当地有送财神的习俗。初一这天，从早到晚，会不断有人将印有财神像的纸片儿送上门，并当面说一句：老板发财。主人家一般来者不拒，高高兴兴接过彩神像，打发来者几毛块把钱以示答谢。过去，滩头北面一带还有直接送柴禾的。有人将山里砍来的柴禾精心地扎成小把，大年初一就挑柴挨家挨户送去。主人家见柴（财）到，欢欢喜喜接过柴，打发几个糍粑或一升米以谢来者。当然，“压岁钱”也是当地年俗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小孩年幼身弱，需“压岁钱”冲喜辟邪，年三十晚由长辈分发给家中的小孩，初一到十五分给来拜年的小字辈。

人们祈求平安吉祥、五谷丰登、六蓄兴旺、祈福祈财的愿望在过年中表现的尤为强烈，处于对来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年节的行动和语言都要喜庆吉利。在这种热烈的年俗氛围中，人们这些美好的愿望和希冀，自然也反映到滩头年画之中。滩头年画的品种丰富，在内容上，有反映农民群众情感、愿望的《和气致祥》《年年发财》《龙凤呈祥》《榴开百子》《大寿挑》；有镇妖避邪的门画《秦琼敬德》；有表现江湖义气的《桃园结义》；有体现爱情故事的《西湖借伞》《珍珠塔》等。在年三十夜，人们一般要炒葵花籽、花生等，当地称为“炒虫”，意思是将地里的害虫炒死，以保来年庄稼免受虫害。《老鼠娶亲》也是反映此类年俗内容的年画。老鼠本是人人喊打的动物，但当地人认为，老鼠非常机灵、聪明，能通人性，因而把老鼠视为“高客”。逢年过节，为图个吉利，不愿杀生，而采取另一种友善的办法，将这些高客“嫁”出去，以求来年安宁。

滩头年画造型夸张、古拙，色彩明亮、艳丽，极富装饰味，其表现形式对过年起到了装扮、点缀、美化等气氛渲染作用。在当地习俗中，人们崇尚红色，认为红色能带来吉祥和好运。贴大红春联、挂大红灯笼、燃放红色鞭炮、点红蜡烛等，连拜年的礼品都要套上红纸头。过年了，人们需要祥和、喜庆、热烈的气氛，滩头年画正好从造型到色彩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正是这样的民间文化氛围，有力地保障了滩头年画在当地生根发芽，并日渐茁壮成长。

二、社会转型期滩头年画的文化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滩头年画被作为封建迷信品禁止生产出售，致使年画生产近乎停顿。1958年，邵阳地区在滩头召开工业生产现场会，重新批准生产，当年销量达20多万张。1963年，有关部门曾以滩头年画宣传封建迷信为由，指示销毁老版，停止印制。随后，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了一批专家来到滩头，搬用了旧年画的形式，创作了包括《工农联盟》《拥军优属》等有时代特色的新年画5套，并刻板印制了4万余张。可惜旧瓶装新酒，老百姓不买账，销路欠佳。同时偷偷印制的几种旧年画，却仍然以年产20余万张的数量行销于邻县邻省。

文化大革命中，滩头年画被例为“四旧”，大量印版付之一炬，优秀传统民间艺术遭到空前洗劫，致使有些版本就此失传。幸亏少数“顽固不化”的人偷偷将印版藏在地楼板下或茅草屋顶中，总算保留了少量印版。1979年，应贵州商业部门要求，滩头年画得以恢复生产。1982年，滩头年画作坊又增加到12家，产销量达140多万张。1985年，邵阳市成立了“滩头年画研究会”，以隆回县文化馆为主对滩头年画进行挖掘、整理，并恢复刻印了失传的“托全”门神《秦叔宝·尉迟恭》《花园赠珠》等印版。1989年，在江西宜春召开的“首届全国版画群体研讨会”上，滩头木版画新作20余件受到与会专家同行的高度赞赏。王祝光《小憩》、李月秋《闹新房》、傅真忻《定亲伞》《打蹈谣》《戏媒人》等5件为《版画世界》选用并推荐赴日本展出。此后，省内外专家、学者、画家及美术爱好者纷纷前来滩头学习、采风，新闻、出版界等媒体人士多次采访、报导，《佛祖》《南海观音》等年画新作雕版印刷，使滩年画又一次枯木逢春。

然而，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及工业现代化对农耕文明的强烈冲击，传统中国的民族心理、审美意识、生活观念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而由急剧变化的时代节奏所带来的现代生活的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生活观念的变化，与年画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固定化、程式化、单一化与稳定性、平稳性形成冲突。滩头年画这一古老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市场萎缩导致年画作坊入不敷出，艺人们为谋生计纷纷改行，原有技艺渐已荒废。而随着老一辈的刻版高手的相继逝去，部分艺术价值较高的印版又被文物商人买走，甚至输运出境，有的刻印技术甚至已陷入失传的境地。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并发展成熟的农民画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画种，融合传统农耕文化、民间艺术、时代主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隆回县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和省内著名画家的精心指导下，隆回农民画精品迭出，深受人们群众的喜爱，也得到了众多美术界专家学者的赞赏。如参加全国农民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肖祝善《秋歌》、谭春雨《知音》，在全国或省民间绘画展览上获奖的刘述良《金秋季节》、谭克松《戏竹》、肖刚善《包粽子》、肖华《一路欢歌》，在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画展上获奖的文牧江《瑶山谣》、刘立长《戏牛》，以及入选全国农民画展的新生代农民画家刘建蓉《宝庆猪血丸子》《瑶山金凤》《画门神》《喜争窝》等。隆回农民画的创作主体是一批青年农民和民间艺人为主的业余美术创作队伍，他们是在滩头年画数百年来的文化滋养下发展起来的。《湖南省志》指出：“80年代，滩头年画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题材范围，逐渐发展成隆回农民画。”他们通过借鉴、发展滩头年画的艺术手法与表现形式，以当地民俗和花瑶风情为创作思路，并付诸纯真想象和浪漫构思，用绚丽的色彩、生动的形象描绘了隆回丰富多彩的乡土特色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情，体现了农村现代生活的情趣，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创造了具有滩头文化特色的农民画种。

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日渐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原有的农耕文化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滩头年画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向，因此逐步走向没落。与传统年画发展的青黄不接相反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民画方兴未艾，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究其缘由，是因为作为人类赖以创造文化的环境即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因此带来了文化上的变迁。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出现“违和”的发展态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由此开启了非遗保护的篇章。

三、非遗时代滩头年画的发展振兴

自2003年伊始，我国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近20个年头，先后公布了数批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探索了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针对不同性质非遗项目的保护之路。逐步建立起的项目/传承人、非遗大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点、线、面的保护与发展布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为世界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文化生态主要是通过研究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环境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用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并反应文化产生、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和概念。在一定的区域内，文化生态的形成具有原生性、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而在此间形成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体现在这种原生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生态的构造和延续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非遗时代的到来，也为滩头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2006年5月，滩头年画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陆续公布了钟海仙、李咸陆、高腊梅、钟建桐、刘国利等5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在当地非遗工作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完成了滩头木版年画的深入调研、建立了资料库；建立了3家技艺传习所和一家投资800余万元的年画技艺传习馆，改善了传承条件，出版了《滩头年画十讲》进校园通俗读本，免费赠送到隆回县各中小学校，并在滩头乡村少年宫建立了滩头年画技艺传承教学基地，由滩头中心校组建滩头年画兴趣班；扶持女性传承人尹冬香建立了福美祥年画作坊，在该作坊建立了年画创新发展中心，并建立了网络销售平台。同时还积极组织参加年画传承人参加省内外的各种展示展演活动，并持续创作适合新时代的年画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年画品种，拓展了年画销售市场。

另一方面，文化生态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实现自我更新，本身具有“造血”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文化事项，正是由于工业时代尤其是信息时代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的剧变，引发的原本附着于此的日常生活形态发生了改变，并逐渐形成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样的工作思路带动下，滩头年画也逐渐认识到其自身所包含的诸多具有吉祥寓意的传统视觉语言符号，并将这些符号用自己的形式描绘和组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给受众带来很大的遐想空间，并能够承载传播中国民俗文化的意义。目前，滩头年画坚持每年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新年画创作，在2019年农历猪年生肖年画作品《诸事如意》（图2）中，一只“萌猪”肩扛如意，带领五只小猪欢乐“亮相”，小猪们骑麒麟、执方天画戟、捧聚宝盆、顶寿桃、举“金榜题名”，寓意麒麟送子、文武高中、祝寿进财、五福临门，有效地衔接了传统年画的构成样式和色彩风格。同时，还有包括新年招贴、年味红包等一系列与《诸事如意》配套的年画文创产品组成了新年大礼盒，将非遗与文创相结合，推动了年画的“新创作、新应用”，并在将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千家万户等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在不断推进的设计实践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大批滩头年画的传承群体能在现代艺术中对滩头年画进行形的借鉴、意的延伸、精神的传承，提高公众对滩头年画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奇葩的关注度和文化认同感，把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找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切入点，使滩头年画这一历史形态演变为设计语言形态，并最终完成了传统艺术资源向现代艺术价值的转化。应该说，滩头年画在文化创意领域的相关实践，使得相关的文化事项在正常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进行自我更新，在此基础上通过有计划的“输血”引导，分步推进文化生态的自我“造血”，并真正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完成文化生态的转换与重构。

结语

从遥远的农耕时代到如今的非遗时代，滩头年画经历了艺术特色与文化身份的巨大变迁。这其中，既常常面临生存危机，也不断开拓新的发展机遇。当前，重新梳理与反思滩头年画的发展演进，是为了进一步发掘其现代化转换的种种可能性，实现传统艺术资源的再利用，发挥其仪式参与、情感联结、文化认同等功能。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近年来文化生态的重构效果显著，但滩头年画的保护与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时代，既是媒介技术迅速迭代、媒介平台大爆炸的媒介融合时代，也是艺术生活化、审美资本化趋势愈演愈烈的消费文化时代。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新兴媒介实现滩头年画的有效传播，同时避免消费资本对传统艺术资源的过度裹挟，是今后滩头年画发展过程中亟需思考的问题。

注释

1.粟干国：《邵阳的工艺美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邵阳市文史资料 第12辑》，1989年版，87-88页。

2.徐百甫：《滩头木版年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隆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隆回文史资料 第2辑》， 1987年版，第139-140页。

3.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滩头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19页。

4.易重廉、宁碧莲：《振兴滩头年画》，丁来文主编《守望民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5.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滩头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页。

6.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19卷·文化志·文化事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7.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孙婵，女，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现为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已在《美术》《中国美术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湖南日报》等专业期刊报刊发表系列文艺评论文章。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中国文联课题2项，省厅级课题3项，策划并组织大型学术研讨会10个，撰写大型调研报告8个，编辑文艺期刊超过100期，编发稿件超过1000万字，编发的理论文章多次被国内重要刊物转载，成功策划“独来·同往”80、90后全国青年美术家五四提名展等多个大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