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迁到北，蛰伏200年，台北如何超越台南成为台湾省省会？

台湾，一个终究会回到母亲怀抱的游子。



1885年，清政府以“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结束了中法战争，鉴于海防的重要性，台湾建省的声音再起。几经讨论，10月12日，清政府正式下旨，同意了左宗棠上奏的台湾建省的请求。刘铭传走马上任，担任了第一任台湾省巡抚。
有省就要有省会，省会定在哪里呢？
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台南地区就是全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1683年，清统一台湾之后，设置台湾府，府治就设在台南，按照这个思路，省会应该定在台南。
不过中法战争期间，清朝没有制海权的劣势凸显无疑，将省会设在台南就是一个活靶子，因此刘铭传将省会定在了当时的彰化桥孜图，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在刘铭传看来这里“山环水复，中开平原，气象宏开，又当全台适中之地”十分适合建立省城。桥孜图也的确当了几年台湾省省会，不过最终还是被台北抢了过去。
台湾省省会的几经波折，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台北能够逆袭台南，成为台湾省的省会。
自古都是中国神圣领土：

公元607年，大隋皇帝杨广“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结果隋军舰队抵达了流求国，不过流求王不接受隋朝的招抚，结果气得杨广发兵征讨。这是中原王朝第二次同台湾碰撞，上一次还是三国时期。



不过对于这片“化外蛮荒之地”，杨广自然看不上，毕竟还有高句丽要征讨，当隋军凯旋而归的时候，台湾岛与大陆也就再次被海峡阻隔。直到元朝才设立了“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等岛屿，甚至将“福建行省”改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也迁到了泉州，这样元朝对台湾岛的管理更加便利。
元亡明兴，澎湖成为海盗、倭寇的巢穴，太祖朱元璋实行禁海，撤了澎湖巡检司，当地百姓内迁至泉州、漳州等地。明朝的撤离，让澎湖彻底成为倭寇的老巢，而当倭寇彻底平定之后，荷兰侵略者又来了。
1604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看上了澳门这块宝地，企图鸠占鹊巢，结果遭葡萄牙人迎头痛击，荷兰人只好转而入侵澎湖列岛。不过在澎湖列岛距离大陆太远，同中国大陆开展贸易不便，1624年明朝水军三路进攻，荷兰殖民者的千余兵力自知无力抵抗，为了保住中国这一市场，荷兰人找到了一个中间人大海商——李旦。经过他的中间撮合，荷兰殖民者主动退出澎湖，福建省默许荷兰人在台湾长期经营贸易。



台南海里有七小岛，自北而南相距不过里许，和对岸夹成一港，锐长若鹿耳，故称为“鹿耳门”。由于这里多浅滩礁石，地势险要，非熟悉海况者不敢深入，因此荷兰殖民者在其中的一座小岛上建造城堡，即“热兰遮城”，成为荷兰殖民者的行政中心。又以15匹粗麻布从台湾土著赤崁番社手里骗来一块陆地，建立了“赤崁城”。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台湾岛位于吕宋岛北方，相距不到400公里，这不能不引起西班牙人的注意，本着敌人看上的地方是个好地方的原则，1626年一个叫法尔戴斯的西班牙人，统率12艘帆船向台湾岛开进，初来乍到最好还是离荷兰人远一点，于是选了北部的鸡笼和淡水，建立了“圣萨尔瓦多城”，随后扩大殖民区域。
荷兰占据台湾岛后，发现出产硫磺、黄金、鹿皮等物资，为荷属东印度公司赚取了大笔钱财，如此宝岛怎么能容忍西班牙人占据？荷兰人果断发兵进攻，但双方实力差不多，无力驱赶对方，只好“和平共处”下来，在台湾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时间来到1635年，荷兰人在台南地区的统治愈发稳固，而西班牙在北部却越来越艰难，控制的鸡笼、淡水区域台湾土著人口不过三四千人，却要供给上千人的粮食，西班牙不得不送吕宋输入粮食，这使得西班牙驻台士兵数量越来越少。



1638年，荷兰人从中国人的口中偶然听说鸡笼的西班牙殖民者几乎将所有的士兵都抽调回马尼拉，每个城堡只留下五六十人守卫，荷兰人意识到彻底解决西班牙人的时机到来。
1639年，这一年是西班牙驻台人数最少的一年，共240人，这一情报被荷兰人侦知后，荷兰人意识到解决西班牙人的时机已经到来。
1642年8月，一支690人的荷兰大军抵达鸡笼港，西班牙人弃城投降，全台被荷兰人占领。
台湾岛是个宝岛，物产丰富，荷兰每年都从台湾掠夺大量的物资，其中鹿皮是最主要的输出物资，高峰时期，每年从台湾岛仅输往日本一地就高达15万张。在荷兰的殖民区域内，居民不仅要缴纳人口税，还要缴纳各种年贡，每年运回荷兰的财富超过40万荷兰盾，相当于4吨黄金，无怪乎荷兰殖民总督说：“台湾真是公司的一头好奶牛。”
但台湾岛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中国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
用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的话说：“我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自应物还故主。”



台南，台湾岛第一个汉人政权中心：

对于台湾岛，郑成功并不陌生，其父郑芝龙，曾拜入在日华侨李旦门下“以父事之”，李旦无子女，因而死后将在台湾开拓的产业和事业都送给了郑芝龙。台湾土地肥沃，郑芝龙趁着福建大旱组织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移民台湾，郑芝龙被明朝招安后，将台湾岛“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因此对于郑成功来说台湾岛不仅是中国土地，更是“先父基业”。当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时，荷兰人作为客人，应该把他物归原主。
到了1659年，到了郑成功需要这块土地的时候了。
1659年，郑成功亲率十余万大军北伐南京，结果遭到惨败，兵员损失近半，而“自入闽以来，丧许多人马、费许多钱粮，百姓涂炭，赤地千里”，闽浙沿海已经无力继续为郑成功提供足够的兵员、粮饷补给，因此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台湾岛。
对于收复台湾岛，郑军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台湾不仅“风水不可，水土多病”，更被视为逃跑投降主义，到了海外还怎么继续跟清廷干？
因此收复台湾实际上是郑成功的“独断”，不过我们庆幸郑成功的独断，否则台湾岛的未来实在不能想象。
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2.5万名将士，战船400余艘，经澎湖群岛抵达鹿耳门外海，趁着大潮一举登陆。



在最后的时刻，荷兰人还提出每年付一笔巨款，企图用金钱来收买郑成功，遭到拒绝的荷兰殖民者走投无路只好同郑成功达成协议，带着各自的私人物品离开台岛，返回爪哇岛的巴达维亚，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全是从台湾岛掠夺，自然不能带走。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在台湾置1府2县，即承天府、万年县，天兴县，将荷兰人在台南地区建造的赤崁城称为“东都明京”，这是汉人第一次在台湾岛建立政权，台南成为了明郑政权的中心。
郑成功为什么选择台南作为中心呢？
一是荷兰人在台南地区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已经对南部地区进行初步开发；二是台湾地形以山地为主，可耕地面积仅占24%，而南部的嘉南平原是台湾岛面积最大的平原，以及最重要的农业产区。所以当郑成功登陆台湾后，即令数万士兵及家眷奔赴嘉南平原、屏东平原进行屯田，因此台湾南部地区成了郑氏集团的中心。
这也让台南的地名与众不同，在各军镇屯田的地方留下了“新营”、“左营”、“下营”等特色地名。
事实上，1662年郑成功只收复了台湾南部地区，北部的鸡笼等地的荷兰殖民者一直盘踞到1668年，被郑成功之子郑经派兵赶走，台湾才完整地归郑氏集团统治。



尽管郑经在台湾设立了一府（承天府）二州（万年州、天兴州）三安抚司（北路、南路、澎湖），实际上明郑统治的22年，由于人口有限，其统治区域仅在台南沿海一带而已。
明郑政权作为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不仅把县制带到了台湾，更是将汉文化在岛内传播，奠定了台湾在日后成为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社会，因此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役也被形容“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
蛰伏两百年的台北：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盘踞东南的台湾问题，成为康熙案头重要问题，毕竟一个依然使用大明年号的政权是个祸害，必须除之。对于郑经所谓“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剔发易衣冠”，清廷不可能答应。
澎湖一战，郑军主力尽没，无力抵抗，郑克爽只剩下投降一条路。
清廷统一台湾，设置了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诸罗县、凤山县），府治设在台南，同时清朝更是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了台湾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如果说此时的台南是台湾的“一线城市”，那么台北连9线也算不上，这里除了一些土著居民定居外，汉人极少。



清朝，随着社会安定下来，康熙“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中国人口出现了“大爆炸”，福建省都知道山地、丘陵占了90%，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称号，大量没有土地的福建居民跨过海峡来到台湾，毕竟这里拥有广阔的田地，因此台湾北部地区也迎来了大发展。
台湾是个宝地，英国人也发现了，所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际，就企图染指台湾，一艘英军运输舰法鸡笼港进攻，结果在守军的反击下触礁沉没，32名英军死亡，百余人被俘，这也是清军对英军作战的首场大捷。
尽管英国人很垂涎台湾岛，但是台湾作为中国东南门户，想开放通商口岸？清朝的态度是“断不可行”，台湾军民还订下了“全台绅民公约”：“不设通商口岸”“不准夷人登岸”。
但台湾的樟脑和煤炭太吸引人了，美国商人、军人甚至建议政府占领台岛。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又吃了亏，这次台湾岛没能躲过，根据《天津条约》，清朝开放了台湾（台南安平港）、淡水两处通商口岸。尽管清政府还想使用“拖字诀”，但终究躲不过。



经过英国驻台领事考察发现，台湾安平港设施较差，不如北部的淡水，因而直接将领事馆迁到了淡水，1862年淡水首先开关。
根据《天津条约》，只需要开放淡水、台湾（台南）两处口岸即可，但法国人口吐芬芳，一顿鬼扯，硬是编了一个“正口”和“子口”，要求将鸡笼港作为淡水的子口，打狗（高雄）作为台南安平的子口，这一下把台湾弄出来4个通商口岸。
由于南部人口稠密、物产产出多，因此开关四五年后，英国驻台领事发现，台南、打狗的贸易额是淡水、鸡笼的两倍。
不过台湾北部台北盆地地区气候十分适宜茶叶种植，鸡笼煤矿更是吸引了西方殖民者，苏格兰商人杜德发现了茶叶商机，从福建引入茶种，1869年正式外销。由于质量好，台湾茶叶一炮而红，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移民来到北部定居，北部由此繁荣起来。



对于北部的繁荣，清政府看在眼里，同时鉴于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在台湾岛增设府县十分必要。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导致增设府县更加急迫，于是在1875年批准了沈葆桢《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的奏请，在大甲溪以北地区新设台北府，下辖淡水县、宜兰县、新竹县。
台北府，成为台湾岛又一政治、经济中心，与台湾府（台南）南北并峙，而且重要性与日俱增。
完成逆袭，成为省会：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台湾建省的声音再起，其实关于台湾建省的呼声最早在1737年就被提出，礼部侍郎吴金奏请在台湾“另分一省，专设巡抚一员带兵部侍郎衔……于海防重地大有裨益”。



日本侵台事件后，丁日昌再提“另设一省于此，以固夷夏之防”，这个提议被清政府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即福州）”所代替，不过建省一直拖延，直到中法战争的爆发才出现转机。
1883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战争期间，为了迫使清政府退步，法国入侵台湾，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再度提高，为守备台湾，清廷起用刘铭传，授其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以筹备抗法。
1885年，左宗棠临终前遗留奏折中明确表示台湾为七省门户，主张台湾建省。闽浙总督杨昌濬、贵州按察使李元度都上奏表示台湾应单独建省。
1885年10月，慈溪下旨批准左宗棠的奏请，台湾正式建省，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有省当有省会，台湾省是在晚清海疆出现危机的刺激下设立的，防御外敌自然是第一等要务，因此刘铭传提出了台湾行政区的调整原则为“建置之法，恃险与势”。



对于省会刘铭传的理想之地是彰化县的桥孜图（今台中），这里位于中部，南北距离适中，一是便于对全台的掌控，二是安全有保障，至于说的交通不便，刘铭传也做了规划，他规划修建一条横贯南北的铁路，再修一条跨越东西的公路，这样省会位于台中可以居中而掌握四方。
1887年，台湾建省筹备工作完成，闽台正式分治，下辖三府（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一州（台东），不过台湾省的正式名称是“福建台湾省”，台湾巡抚的关防大印写的是“福建台湾巡抚关防”。
对于省会建设刘铭传也没有忘记，1889年，刘铭传命台湾县知县建造省城，但中间出了岔子，由于原本归商办的铁路出现变故，只能改为官办， 6年时间从基隆修到了新竹，耗资130万两白银，由于资金缺乏只能挪用修建省城的经费。



这导致1891年刘铭传辞职离台时，桥孜图依然是一片田野。继任巡抚邵友濂来到台湾，认为桥孜图“本系一小村落，自设县后，民居仍不见增”，而且由于铁路未成，导致“南北两郡前往该处，均非四、五日不可”，关键是修铁路、建省城都没钱了，建议将省会设在台北府。
经清廷批准，1894年，正式将台北府定为台湾省省会。
桥孜图担任了7年台湾省名义上的省会，因为自1887年台湾正式建省开始，因为省城各项设施尚未建成，刘铭传一直将巡抚衙门设在台北，直到1894年正式定省会于台北，至此台北完成了对台南的逆袭，成为台湾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



1945年，中国收复了台湾省，经过“2·28事件”后，蒋介石重新建立台湾省政府，省会台北。
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因为害怕战争威胁，早在1955年就将所谓的台湾省政府迁到了台湾中部的南投县的中兴新村。
而经过1998年的“冻省”、2018年的“废省”，在对岸看来，已经没有省了，全部都是“中央直辖”，可是这不正是一步一步把自己变成真正地“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