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印象极深的四川人，革命地位曾高于周总理，外甥后为正国级

2012年7月，邓爷爷的女儿邓榕受邀作客“口述党史”栏目进行独家视频访谈。

她谈论到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说：“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以后，马上就到百度或者到其他地方搜索，因为赵世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是光彩夺目的，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世炎迷’，甚至在网上成立了一个‘世炎党’。后来我就说，我也愿意加入这个‘世炎党’。”

她还说：”我父亲在讲留法勤工俭学经历的时候，说当时革命组织的领导者，第一是赵世炎，第二是周总理。我父亲当时年龄小，他参加组织以后，对赵世炎和周总理是由衷地钦佩和折服，他把他们当做兄长一样地来看待。”

邓榕的话里至少传递出两条讯息：一、革命先烈赵世炎是个极富个人魅力的人；二、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第一革命组织的领导者是赵世炎，第二才是周总理，即赵世炎的革命地位极高。



可惜的是，赵世炎正当英年，却被可耻的叛徒告密，壮烈牺牲，享年仅26岁，可谓中途殒落，过早地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痛哉！

也正是这个原因，赵世炎不大为现在的一些青少年朋友所了解，惜哉！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龙潭镇人，1901年4月13日出生，是个神童级的小天才。

他4岁破蒙，师从日本宏文师范学校毕业的陈德元和川大高材生李玉昆老师。

陈德元和李玉昆都是一时之名士，其中的陈德元后来做过酉阳县令，李玉昆则做过黔江县令。

赵世炎年纪稍长，入龙潭高级小学堂就读，他的老师之一是同盟会会员王勃山。

王勃山爱国忧民，常常在课堂上讲中国的苦难史，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有一天，他讲到香港被割，九龙、澳门被租，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情难自控，竟然当着全班学生的脸号啕大哭，泪湿衣襟。

同学们受老师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跟着失声痛哭。

小赵世炎在悲愤之余，站起来高唱起岳飞的《满江红》：“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后来，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国富。

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祖国富强起来！

无独有偶，几乎也有同一时间，在东关模范学校，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少年，面对老师的提问，喊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回答。

这个少年，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915年，赵世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师大附中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五四运动”开始几十天后，革命先驱李大钊组织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赵世炎和周总理都加入了这个学会，从此开始了他们密不可分的革命情谊。

特别要说的是，加入到这个学会的，还有毛主席、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田汉、朱自清、李达、蔡和森、向警予、许德珩等。



几乎与此同时，旅欧勤工俭学也在全面开始。

其实，毛主席是因为得知有人发起旅欧勤工俭学才从湖南赶赴北京的。

旅欧勤工俭学会成立于1912年，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留法前辈一方面宣传“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勤工俭学宗旨，一方面会同欧乐、穆岱等法国友人四处奔走，联系接纳中国青年的学校、工厂，法国政府也为赴法学生提供优惠船票，后来还设立“中国留法学生监督”职位，负责“向学生推荐老板、帮助他们建立与其他人的联系、将学生的进步随时告知驻华公使、接待和安置中国学生”等的一个学会团体。



曾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开国少将唐铎回忆道：“1918年春，毛主席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恰在这时，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毛主席同志来信，告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主席、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和蔡和森等人于1918年8月，率领20多位湘籍学生赴京。

从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底，先后有21批，1600余名有志青走出国门，远赴法国，认识世界。

这其中有周总理、赵世炎、陈毅、聂荣臻、向警予、蔡和森、 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王若飞、邓希贤等等。



毛主席多次到上海的码头欢送大家，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他自己没有出国留学。

他认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蔡和森认为毛主席是留在国内的最佳人选，他说：“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

萧子升也说：“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

对于这些远赴重洋的热血青年，毛主席后来不止一次饱含深情地讲过，四川的同志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赵世炎。

到了法国，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总理等人即在1921年春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次年又与周总理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央执委会书记。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一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工余社成员。

但在赵世炎、周总理等人的热情帮助下，最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革命科学，参加了旅欧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

1924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5年，赵世炎回国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斗争。

李大钊对这位年轻人非常欣赏，他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赵世炎机智多谋，每次开会要解散，他总是率先离开，他对大家说：“我先走，我把敌人特务带走，免得麻烦你们。”



有一次，赵世炎被特务跟踪了，这特务像一条牛皮糖，牢牢地粘在身后，怎么都甩不掉。

赵世炎有要事在身，有些发急了。

突然，对面来了一个穿戴和他一模一样的青年。

就在擦肩之际，赵世炎听到青年对他说：“躲进那边饭馆，我来对付特务!”

赵世炎这才认出，这是区委机关里的夏之栩——她女扮男装前来搭救自己。

夏之栩私下一直仰慕和爱戴着赵世炎，经常关心和惦记着他的安全。

这次脱险后不久，赵世炎便和夏之栩结为了夫妻。

1926年3月，赵世炎出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21日，他和陈独秀、周总理、罗亦农等人组织了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起义中，赵世炎和周总理一起指挥和带领仅有15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向三千多直鲁军发起冲锋，奋力将之击败，占领了除了外国租界之外的整个上海，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工人运动中的重大胜利，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

但是，4月，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入上海，开始了“四一二”大屠杀，赵世炎等人被迫转入地下。

时任我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秘书的韩步先于6月26日被捕。

这个韩步先，是个软骨头，很快就叛变了，出卖了赵世炎，并提供了赵世炎的住址——川北路志安坊190号。

7月2日，国民党警探根据韩步先提供的讯息，气势汹汹地扑向赵世炎的住所。

那天，大雨滂沱，从早下到晚，似在要暗示着什么。

本来，赵世炎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夏之栩已经准备好要搬家的了，新房的租金也已经交了。却因为这场大雨，延期了。

敌人冒着大雨闯来之时，赵世炎外出未归，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大娘。

敌人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回，他们在屋里蹲守。

被困在楼上的夏之栩和夏大娘急得团团转，苦思对策。

也是老天有眼，夏大娘突然从窗户旁看到女婿从巷子里回来了！

夏大娘不假思索，赶紧将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向女婿示警。

但雨下得太大了，花盆掉落地上的声响被风雨声淹没，赵世炎毫无觉察。

多年后，赵世炎的妹妹在追述这一段的时候，无限悲痛，说：“这场大暴雨太不及时了，要不然五哥是完全可以躲开敌人抓捕，何至于牺牲！”

赵世炎的遗腹子赵施格也说：“当时外婆从窗口望见父亲向家里走来，她奋力将窗台上发信号用的花盆推了下去，可惜雨下得太大，父亲既没听见花盆落下的声音，也没看到花盆落下。我想，如果那天没有下雨，或许父亲就能见到我出生。”

赵世炎被捕后，受尽了严刑拷打，却毫不屈服。



他对狱友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革命必将取得胜利。”

7月19日早上，赵世炎被押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枫林桥畔。他非常清楚，最后斗争的时候到了，出牢门口前，他理了理穿在身上的一件半新旧西装，系好领带，扣好纽扣，抖擞精神，出了牢房，他一路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

刽子手们看到赵世炎如此视死如归，又惊又怒。

据说，赵世炎的头颅被砍下后，身躯仍旧挺立，久久不倒，刽子手为之颤栗。

最后补充一下，在赵世炎的影响下，他的妹妹赵君陶后来也走上革命道路，并与著名革命家李硕勋结婚。



李硕勋也是因叛徒出卖，于1931年8月不幸被捕；同年9月5日，从容就义。

李硕勋与赵君陶的儿子是后来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